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哪些挑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这首先体现在行为主体是新的，即中国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传统崛起国，而美国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国。中国不寻求挑战当前国际秩序，而是成为国际体系建设与完善的参与者与贡献者;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创造更具包容性、开放性，更有代表性、合法性，更富公正性、权威性的国际体系。 其次体现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关系。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近500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中美之间深层次、多领域交流明显强化;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这使得中美两国既无法独自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因为紧密的共同利益而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而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中美两国树立了利益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才具备了基础条件。然而，“知易行难”。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 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从历史上看，传统大国崛起模式意味着战争。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猜忌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沉溺于历史经验，人类将陷入循环怪圈而无法前行。就如奥巴马总统2009年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的，“如果选择被过去束缚，我们将永远无法向前迈进。”有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拒绝做历史的重复者，而愿意成为历史的创造人。 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曾是传统权力转移的不二法则。然而，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只有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才能生活得更好。寻求零和博弈式的完全收益不仅难以达成目的，反而会祸及自身; 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历史性，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意识形态也具有国别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范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思维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相反，拓展国家间的共有知识却有助于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实现最大化国家利益; 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道路选择主要依据的是本国国情与历史元素。各国发展道路因国情不同、历史各样、发展阶段相异、文化传统有别而具有特殊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国家间关系理应摒弃发展道路争议，从各自国家的国情与人类共同进步的角度来谋划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