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各国宏观当局目前的做法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除了货币扩张，还包括财政刺激。不过，鉴于发达经济体大都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之中，面临各式各样的财政悬崖，财政扩张空间很小，从而，货币扩张几乎成了唯一选择。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从而不可能最终引导经济走出危机。

首先，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如今全球各大经济体均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这些经济体形成了以过高的消费率、过低的储蓄率和过滥的福利制度为特征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于存在着以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发展为主要弊端的深层次结构扭曲；在于金融业过度放松管制和滥用金融创新，形成了过高的金融杠杆率；在于其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均长期超越正常水平，滑到了破产的悬崖边缘。所有这些问题，岂是简单地增加需求所能解决？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的货币扩张并未能有效提高其国民储蓄率，未能使美国政府脱离财政悬崖；而中国的货币扩张，客观上也产生了导致结构进一步扭曲的副作用，诸如产能过剩、单位GDP能耗上升等问题。

其次，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经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似强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由微而著。危机以来各国相继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固然避免了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也带来了过多的货币供应，致使政府债台高筑，造成市场纪律松懈，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如此等等，均使得需求管理的治理效用开始转向负面。上升到国际范围，各国均实施需求扩张政策，极易引发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战、货币战等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其结果将是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以及全面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因此，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